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面对工作岗位的消失，人类该如何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失业问题？，以及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自动钢琴》是美国伟大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出版的第一部小说。 [1] 这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讲述了一个大多数工作岗位都消失的世界，写于1952 年，正值战后就业激增时期。或许这部小说没有那么空想，也没有那么荒诞，但无论如何，它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完美写照。
自动钢琴是一种可以自行演奏音乐的钢琴。 —— 在冯内古特的世界里，机器可以自行运行，不再需要人类。人类被投入到各种形式的工作中，但这些人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或利益。正如冯内古特后来的一部小说（1965）中的人物罗斯瓦特先生所说：“问题是，如何去爱这些无用的人？” [2] 甚至让他们不讨厌自己？
机器人的日益复杂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引发了人们对只有少数人从事有趣的工作而其他人都没有工作或从事糟糕的工作的后果的严重焦虑，以及不平等加剧的后果。尤其是当情况主要是由无法控制的力量引起时。技术专家渴望找到解决其技术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方法。但我们不必展望遥远的未来，就能了解当经济增长将大多数公民抛在后面时会发生什么。因为这种情况自1980年以来一直在美国发生。
[1] 库尔特·冯内古特，自动钢琴（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2）。
[2]库尔特·冯内古特，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1965）。
勒德分子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以及那些评论经济学的人）担心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等新技术将更广泛地摧毁就业机会，而不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取代许多工人并减少用于支付工资的GDP 份额。事实上，增长乐观主义者和劳工悲观主义者往往是同一个人。他们都认为未来的增长将主要由机器人取代工人来推动。
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Erik Brynjolfsson 和Andrew McAfee 在他们的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第二次机器时代）中讨论了数字化对美国未来就业的影响，提出了负面的看法。 [1] 他们怀疑数字化将使具有“普通”技能的工人变得越来越多余。由于从喷漆到电子表格处理的任务都是由计算机或机器人执行的，受过良好教育、适应性强、能够编程和安装机器人的工人将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但其他可以被取代的工人将发现自己失业，除非他们愿意接受极低的工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将为这些普通工人的棺材上钉上最后的钉子。
正如David Autor 所揭示的，在第一次IT 革命中，涉及日常、重复性任务的工作被取代，[2] 而需要快速判断和主动性的工作仍然存在。打字员和装配线工人的数量下降了，但行政助理和汉堡制造商保住了工作。但这一次，很多人都表示与上次不同。人工智能意味着机器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因此能够执行越来越多的非常规任务，例如下棋或叠衣服。 2018年6月，一家销售机器人制作的汉堡的餐厅在旧金山开业。人类仍然负责接受订单和制作酱汁，但机器人负责制作美味汉堡，如Tumami 汉堡（“烟熏牡蛎蛋黄酱、香菇酱、黑胡椒和盐、泡菜、洋葱、黄油生菜”—— 设计） Chef Tu，《甜品大师》 Season 15"[3])，只需要5 分钟，费用为6 美元。Annie Duflo，一家大型非政府组织的首席执行官，没有人工助理，完全依赖名为Fin 的人工智能助理。Fin 预订酒店遗憾的是，安妮对Fin 的满意度比对人工助理的满意度要高得多，而且支付给他（她？它？）的费用要少得多，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她得到了更可靠的服务。Fin背后还有一些人类，但他们会越来越少，商业模式显然正在抛弃他们。
因此，人工智能革命必将冲击各种各样的工作。会计师、抵押贷款人、管理顾问、财务规划师、律师助理和体育撰稿人已经在与某种形式的人工智能竞争（如果还没有，也很快就会发生）。愤世嫉俗者可能会说，这些高端工作是我们最后需要讨论的事情。他们可能是对的，但人工智能也会伤害库存员、办公室清洁工、餐厅工作人员和出租车司机。根据人们执行的任务，麦肯锡报告[4]得出的结论是，美国45% 的工作面临自动化风险，而经合组织估计，经合组织国家46% 的工人面临自动化风险。更换可能需要根本性转变的风险很高。 [5]
当然，这种计算忽略的是，随着一些任务的自动化和人类需求的缓解，人们可以将工作转移到其他地方。
那么，网上的情况到底有多糟糕呢？经济学家们自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无法达成共识。 IGM展位咨询小组成员被要求对以下声明发表评论：“如果劳动力市场机构和职业培训保持不变，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使用不断增加，那么长期就业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发达国家的失业工人。” 28%的专家同意或完全同意，20%的专家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24%的专家不确定！ [6]
困难在于，即使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但它还没有到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伯特·戈登认为当今的创新仍然乏善可陈，他喜欢在旅行时扮演“发现机器人”的角色。 [7] 他总是说，在酒店迎接他、打扫房间、提供咖啡等的仍然是人类工作人员。
就目前而言，人类还没有变得多余。当我们在2019 年第一季度开始撰写本书时，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并且仍在下降。 [8] 从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开始，人口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大幅上升，直到2000年左右，然后趋于平稳或下降。 [9] 尽管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很快，但每个想要工作的人都找到了工作。
当然，我们确实可能才刚刚处于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进程的开始阶段。人工智能是一项新兴技术，很难预测它能做什么。未来学家谈论“奇点”，即由无限智能的机器驱动的生产力增长的急剧加速。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持怀疑态度，但如果戈登几年后发现这样一个机器人，他可能会过得更好。
另一方面，虽然这一特殊的自动化浪潮才刚刚开始，但过去也曾出现过其他浪潮。就像今天的人工智能一样，纺纱机、蒸汽机、电力、计算机芯片和计算机辅助学习机都实现了自动化，减少了对人类的需求。 [10]
所发生的事情几乎符合人们的预期：机器在某些任务上取代了工人，让自动化发挥了强大的替代作用。这造成了劳动力过剩。这正是工业革命初期熟练纺织工人所经历的情况。他们被机器取代了。我们都知道他们根本不喜欢这些机器。 19世纪初，路德教徒摧毁了机器，以抗议纺织机械化，这威胁到了他们作为熟练工匠的生计。 “卢德分子”一词现在经常被用来贬义地描述那些盲目拒绝进步的人，他们的例子经常被用来驳斥对技术会导致失业的担忧。因为毕竟路德教徒错了，——个工作岗位并没有消失，而且今天的工资和生活条件比当时要好得多。
然而，路德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错误。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及许多其他工匠的工作在工业革命期间消失了。人们总说，从长远来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长远来看，这真的非常非常遥远。 1755年至1802年间，英国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减半。虽然1802年是特别低的一年，但从1755年到世纪末一直呈持续下降趋势，直到世纪之交才出现下降。工资又开始上涨。直到65年后的1820年，才恢复到1755年的水平。 [11]
在英国，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极度匮乏、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时代。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指出，这一时期英国男孩的营养不良状况甚至比美国南部的奴隶还要严重。 [12] 当时的各种文本，从弗朗西斯·特罗洛普到查尔斯·狄更斯，都描绘了当时阴云密布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我们知道，英国的情况最终发生了逆转。尽管一些工人失去了工作，但节省劳动力的创新增加了其他投入的利润，从而创造了对工人的需求。纺织技术的进步，例如约翰·凯的飞梭，增加了对纱线的需求，并为人们生产纱线创造了就业机会。从这些创新中获利的人财富的快速增长也增加了各个部门对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更多的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定制裁缝、园丁等），从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然而，并不能保证会出现这样的反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浪潮导致的劳动力需求下降可能不会反弹。利润更高的行业可以投资新的、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而不是雇佣更多的工人。新的财富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国家制造的商品。
我们不知道这次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观察的时间还不够长，但目前自动化浪潮（始于1990 年，给了我们25 年的观察期）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似乎是负面的。在一项关于自动化影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规划了工业机器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指数，以了解工业机器人在该领域的扩散情况。 [13] 他们比较了受影响最严重部门和受影响最小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变化。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这项研究发现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他们在之前的一篇论文中强调，工业机器人的影响将导致就业反弹。 [14] 通勤区每增加一个机器人就会减少6.2 名工人的就业并降低他们的工资。就业影响在制造业最为明显，对于大学学历以下的工人尤其明显，尤其是那些执行日常体力任务的工人。然而，其他工作或教育资格群体的收益并没有抵消。这些机器人对当地就业和工资的影响让人想起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出于同样的原因，结果令人惊讶。随着特定行业的许多任务实现自动化，我们希望失业的工人能够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利用该地区释放的劳动力或将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简单任务的自动化并没有导致雇用更多工程师来监督机器人。解释这种情况的答案可能类似于为什么国际贸易会伤害低技能工人。在粘性经济中，没有办法确保再分配不会造成损害。
即使工作总数没有下降，当前的自动化浪潮也往往会取代需要某些技能的工作（簿记员和会计师），并增加对高技能工人（机器软件程序员）或不需要特定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完全没有技能。需求（如遛狗者），因为后两者很难被机器取代。随着软件工程师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就有更多的钱聘请遛狗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遛狗者的工资会越来越低，因为对于这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来说，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即使人们继续就业，也会导致不平等加剧，高收入者获得更高的工资，而其他人则被迫从事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工资和工作条件可能非常差。这种情况突显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趋势，即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越来越多地被挤出中等技能职位，如文员和行政职位，而进入低技能职位。清洁和保安工作等工作。 [15]
[1] Erik Brynjolfsson 和Andrew McAfee，《第二次机器时代》（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2014 年）。
[2] David H. Autor，“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工作岗位？工作场所自动化的历史和未来，”《经济展望杂志》29，第1 期。 3（2015）: 3-30。
[3] Ellen Fort，“机器人在旧金山制作6 美元的汉堡”，Eater San Francisco，2018 年6 月21 日。
[4] Michael Chui、James Manyika 和Mehdi Miremadi，“您的日常任务中有多少可以自动化？”，《哈佛商业评论》，2015 年12 月14 日；“业务自动化的四大基础”，《麦肯锡季刊》，2016 年11 月，访问2019 年6 月19 日，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four-fundamentalsof-workplace-automation。
[5]“自动化、技能使用和培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图书馆，2019 年4 月19 日访问，https://www.oecd-ilibrary.org/employment/automation-skills-use-and-training_2e2f4eea-en。
[6]“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芝加哥Booth: 全球市场倡议，IGM 论坛，2017 年6 月30 日。
[7] 罗伯特·戈登，《美国经济增长的兴衰》（普林斯顿，NJ: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 年）。
[8] 按主题划分的数据库、表格和计算器，LNS14000000 系列，劳工统计局，2019 年4 月11 日访问，https://data.bls.gov/timeseries/lns14000000。
[9] 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兴衰》（普林斯顿，NJ: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 年）； “劳动力参与率，总计（15 岁以上总人口的百分比）（国家估计），”世界银行开放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TLF.CACT.NE.ZS?locations=US。
[10] Daron Acemoglu 和Pascual Restrepo，“人工智能、自动化和工作”，NBER 工作论文24196，2018 年。
[11] N. F. R. Crafts 和Terence C. Mills，“1750-1913 年英国实际工资趋势”，《经济史探索》31，第11 期。 2（1994）: 176-94。
[12] 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曼，《十字架上的时间》（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1974 年）。
[13] Daron Acemoglu 和Pascual Restrepo，“来自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机器人和就业： 证据”，NBER 工作论文23285，2017 年。
[14] Daron Acemoglu 和Pascual Restrepo，“机器与人之间的竞赛：技术对增长、要素份额和就业的影响”，NBER 工作论文22252，2017 年。
[15] David Autor，“过去的工作，未来的工作”，Richard T. Ely 讲座，美国经济协会： 论文和会议记录，2019 年。
路德教之光？
那么，我们应该停止推动自动化吗？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最近出现了一些自动化横行。即使机器人的生产力低于人类，企业似乎也决心实现自动化。过度自动化不仅不会促进GDP，反而会降低GDP。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税法存在偏见，即对劳动力征税的税率高于对资本征税的税率。雇主必须向工人缴纳工资税（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提供资金），但不向机器人缴纳工资税。当他们投资机器人时，他们还可以立即获得退税，因为他们可以要求资本支出“加速折旧”，如果通过贷款融资，可以从收益中扣除利息。这种税收优惠使雇主更愿意采用自动化，即使使用员工的成本较低。 [1] 此外，即使没有税收补贴，劳动力市场的诸多摩擦也可能导致管理者向往没有工人的工厂。在经济衰退期间，机器人不会要求产假或抗议减薪。零售业的自动化（例如自动结账）首先出现在工会强大的欧洲，这可能并非偶然。
行业集中度和垄断程度的提高也可能加剧这一趋势。垄断企业不怕竞争。他没有理由不断地为消费者重新设计他的产品。因此，垄断者往往会更加关注削减成本的创新，因为这会增加其利润率。相比之下，有竞争力的公司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主导市场。
事实上，即使企业采用新的、生产力更高的技术来取代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创造新的资源，为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找到新的用途。对工人来说最危险的技术是一些研究人员所说的“马马虎虎”的自动化技术。考虑到税法的扭曲，这些技术的生产力仅仅足以被采用并取代工人，但不足以提高整体生产力。 [2]
不幸的是，尽管大家都在谈论奇点，但如今，大量研发资源都投入到机器学习和其他旨在自动化现有任务的大数据方法上，而不是为员工创造新角色的新产品。当然不会有新的工作岗位。考虑到用机器人取代工人的经济效益，这对公司来说具有经济意义。 [3] 然而，这分散了研究人员和工程师致力于真正突破性创新的注意力。例如，发明一种新的医疗软件或硬件机器人可以帮助患者在手术后在家中康复，而不仅仅是在医院进行。这可能会为保险公司节省大量资金并改善人们的健康。形势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如今，保险公司的大部分自动化工作都集中在开发可以自动批准保险索赔的算法。虽然这可以节省金钱，但也破坏了就业机会。对现有工作自动化的重视增加了当前创新浪潮对工人造成巨大伤害的可能性。
不受限制的自动化可能对工人不利，这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直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值得一提的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民意调查中一致反对让企业自己决定自动化程度。 85% 的美国人支持将自动化限制在“危险和肮脏的工作”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别。即使以更明确的政治方式被问到，“即使机器比人类更好、更便宜，公司可以用机器取代的工作岗位数量是否应该受到限制？” 58% 的美国人，包括一半的共和党人，回答“是”。 [4]
这个论点一直被用来说明裁员的困难。印度等一些国家的劳动法规定，解雇大公司中的任何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他国家，比如法国，则让事情变得困难和不确定。工人可以上诉，并可能被要求获得工资补偿。这种解雇成本的问题在于，当经理面对表现不佳的员工或当他们为了生存而迫切需要裁员时，这可能会非常困难。结果是，裁员成本首先阻碍了招聘，从而加剧了失业。 [5]
在某些行业，限制解雇或禁止机器人的另一种方法是对机器人征税，该税应该足够高，以防止公司使用机器人，除非生产率有足够的提高。这是经过仔细讨论的。比尔·盖茨推荐这种方法。 [6] 2017年，欧洲议会曾考虑过这一做法，但最终否决了“机器人税”提案，理由是它会扼杀创新。 [7] 但大约在同一时间，韩国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税。韩国计划减少对自动化投资公司的税收补贴，并将其与外包税结合起来，以确保机器人税不会导致业务外包。 [8]
问题是，虽然禁止自动驾驶汽车很容易（无论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但大多数机器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星球大战》 的R2-D2。它们通常被嵌入到仍然由人类操作的机器中，但这样的操作员越来越少。监管机构如何确定机器和机器人之间的分界线？机器人税可能会促使企业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从而进一步扭曲经济。
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怀疑当前使用机器人取代人类行为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富裕国家已经开始减少本来就在减少的低技能工人，但很快就会失去理想的工作。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将或多或少地加剧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关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所描述的产业变革和其他变革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或收入大幅下降和工作不稳定。
这种观点让那些感到对此负有责任并受到威胁的精英们深感困扰。这就是为什么普遍基本收入的想法在硅谷流行的原因。然而，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当技术进一步进步时，机器人引起的绝望将成为未来的一个问题。但我们在许多国家都受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困扰，在美国尤其如此。美国过去三十年的经历应该让我们相信，不平等的发展并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技术变革的副产品，而是政策的结果。
[1] Daron Acemoglu 和Pascual Restrepo，“人工智能、自动化和工作”，NBER 工作论文24196，2018 年。
[2]同上。
[3]同上。
[4] Aaron Smith 和Monica Anderson，“美国人对机器人和计算机可以做许多人类工作的未来的态度”，皮尤研究中心，2017 年10 月4 日，2019 年4 月3 日访问，http://www.pew internet.org/2017/10/04/美国人对机器人和计算机可以做许多人类工作的未来的态度/。
[5] 例如，Jean Tirole 和Olivier Blnchrd 认为，裁员结果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可能会加剧失业。详情请参见文章《失业保险与就业保障的优化设计：第一关》（失业保险与就业保护的优化设计： A First Pss），这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04年第10443号工作文件。宽松的就业保护似乎并没有降低失业率。总体而言，两者似乎没有关联。详情请参阅《劳动市场规则：动机、措施、效果》杂志2009年第21期发表的文章《国际劳工组织、劳动条件与就业》（Lbor Mrket Regultions: Motives, Mesures, Effects）。
[6] Kevin J. Delaney，“取代你工作的机器人应该付出代价
Taxes, Says Bill Gates,” Quartz, February 17, 2017, accessed April 13, 2019, https:// qz.com/911968/bill-gatesthe-robot-that-takes-your-job-should-pay-taxes/. [7] “European Parliament Calls for Robot Law, Rejects Robot Tax,” Reuters, February 16, 2017, accessed April 12,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urope-robots-lawmaking/european-parliament-calls-for-robot-law-rejects-robot-tax-idUSKBN15V2KM. [8] Ryan Abbott and Bret Bogenschneider, “Should Robots Pay Taxes? Tax Policy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Harvard Law & Policy Review 12 (2018). 自己造成的伤害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仅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低于它们的惯常水平，而且它们还感到欧洲大陆和日本正在迎头赶上。增长成为关系到民族自豪感的问题。重要的是不仅要增长，而且要赢得与其他富国的“竞争”。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增长，民族自豪感的定义变成了GDP的规模及其持续增长。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根本性变化，可能与增长放缓带来的焦虑有很大关系。尽管当时没有证据表明，针对富人的大幅减税措施会促进经济增长（我们仍在等待美国和英国所承诺的实现经济好转），但证据本身是否存在更说不清楚。因为从1973年开始，增长就停止了，最自然的反应是批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右倾的）芝加哥经济学院的教授们，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罗伯特·卢卡斯。 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被称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深信增长是以不平等作为代价的。这一理论背后的想法是，富人首先受益，而穷人最终受益。这就是著名的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对其做出过最佳阐述，他说这就是19世纪90年代的“马和麻雀理论”：“如果你给马足够的燕麦吃，总有些燕麦撒在地上可以让麻雀吃。”[3]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契约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980年以来，所有的经济增长，无论是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都被富人所攫取。里根经济学，或者它的英国版本，应该对此负责吗？ [1] John DiNardo, Nicole M. Fortin, and Thomas Lemieux,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Distribution of Wages, 1973-1990: A Semiparametric Approach,” Econometrica 64, no. 5(1996): 1001-44; David Card, “The Effect of Unions on the Structure of Wage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Econometrica 64, no. 4 (1996): 957-79; Richard B. Freeman, “How Much Has Deunioniz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Male Earnings Inequality?,” in eds. Sheldon Danziger and Peter Gottschalk Uneven Tide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3), 133-63. [2] See “UK Public Spending Since 1900,” https://www.ukpublicspend ing.co.uk/past_spending. [3] John Kenneth Galbraith. “Recession Economic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4, 1982. 大逆转 20世纪80年代，尽管增长仍然低迷，不平等却加剧了。通过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赛斯辛勤出色的工作，全世界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1980年正是里根当选的那一年。几乎是在这一年，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占有的国民收入比重，扭转了50年来的下降趋势，开始不断攀升。1928年，在“咆哮的二十年代”即将结束时，最富裕的1%的人拥有国民收入的24%，而1979年的比例大约是前者的1/3。到了2017年，也就是本书最后统计的一年，该比率几乎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伴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收入是年收入，财富是他们累积的财富），尽管财富不平等还没有达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水平。美国前1%的富人的财富占比从1980年的22%上升到2014年的39%。[1] 英国的故事极其类似。就像在美国一样，转折点很接近撒切尔夫人上任的1979年。收入最高者的财富占比从1920年开始稳步下降，1979年以后，出现了类似的上升趋势，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其短暂地中断。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的不平等程度尚未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但也相差无几。[2] 在欧洲大陆，模式则截然不同。1920年之前，法国、德国、瑞士、瑞典、荷兰、丹麦的最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占比与美国或英国的收入占比相差无几。但是从1920年以后的某个时间开始，不平等现象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减弱了，就像当时的美国一样，但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保持了这种状态。其间经历了起起伏伏，如瑞典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幅上升，但相比美国标准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3] 这些数据是税前的，即在富人缴纳税款、穷人接受转移分配之前，因此，并没有考虑从富人到穷人的二次分配。由于美国的税率下降，我们可以设想1979年后的税后不平等比税前还严重。在美国于1986年通过《税收改革法案》后，确实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总的来说，税前和税后收入占比曲线还是并行的。[4]税收对于再分配很重要，但不平等的加剧是一种远比机械化的再分配不足更为深刻的现象。 同时，1980年前后，工资停止增长，至少对于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而言是如此。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后，美国非管理人员的平均时薪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上升，在7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然后从里根-布什时期逐渐下降，然后又缓慢回升。其结果是，2014年的平均实际工资并不比1979年的更高。在同一时期（从1979年到今天），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在高中辍学、高中毕业和有大学学历的人中，2018年男性全职员工的实际每周收入比1980年的水平低10%到20%。[5]如果降低税率像其倡导者所声称的那样有涓滴效应，里根-布什时期的工资本应该加速增长。但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份额（用于支付工资的收入份额）一直在下降。在制造业中，1982年时，几乎有50%的销售额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10%左右。[6] 更重要的是，人们无法先验地认为，里根-撒切尔政策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对这一时期实际情况以及政策的明显影响的研究，到今天为止依然是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争论课题，其中有些人（如托马斯·皮凯蒂）直言不讳地指责政策的变化，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则强调经济的结构转型以及特殊的技术变化也是重要原因。[7] 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容易回答，也因为当时是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84年，印度开始迈向自由化。最终，这两个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市场。在此期间，世界贸易相对于世界GDP增长了约50%，[8]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其结果。 计算机的出现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微软成立于1975年。1976年，苹果第一代电脑Apple I上市，1977年，Apple II热销。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1981年发布了其第一台个人计算机。此外，在1979年，NTT（日本电报电话公司）在日本推出了第一个广泛应用的手机系统。2018年8月，主要依赖其出色的手机销售业绩，苹果公司成为第一家市值达到万亿美元的公司。 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和英国式的不平等加剧？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作用？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其他技术也发生了变化。正如罗伯特·戈登所说，从蒸汽机引发革命的意义上来说，计算机可能不是一场革命。但就像蒸汽机及其钟爱的后代内燃机一样，计算机终结了很多工作。现在没有人可以靠当打字员为生了，除了三个看不出年纪的孤独男子，坐在阿比吉特·班纳吉在加尔各答的家附近的一棵树下，只给一笔微薄的收入，就会敲下你的名字并录入到政府签发的文件中。剩下的速记员也很少了。即便在白宫，他们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而且这种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那些能力有所欠缺的人。 这种带有技能偏见的技术变革清楚地说明，接受大学教育的回报正在增加。[9]除非我们认为最富有人群的技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否则这依然不能解释收入分配最上层所发生的事情。通常我们认为，技能会随着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的提高而相对增长。因此，如果最高收入者带来的不平等的激增只是因为技术进步所致，那么工资分配的增加不仅应该针对超富裕人群，还应该针对普通的富裕人群。但实际上，那些年收入在10万至20万美元之间的人，其工资增速仅比平均水平稍快，而那些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其收入却呈爆炸式增长。[10] 这说明技术的合理变化很难解释最高阶层收入极其快速的增长，也无法解释美国与欧洲大陆的区别，因为所有富裕国家的技术变革都是相似的。 [1] Facundo Alvaredo, Lucas Chancel, Thomas Piketty,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Executive Summary,” Wid.World, 2017, accessed April 13, 2019, from the World Inequality Lab website: https://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summary-english.pdf. [2] “United Kingdom,”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World, accessed April 13, 2019,https://wid.world/country/united-kingdom/. [3] Thomas Piketty, Emmanuel Saez, and Stefanie Stantcheva, “Optimal Taxation of Top Labor Incomes: A Tale of Three Elasti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6,no. 1 (2014): 230-71, DOI: 10.1257/ pol.6.1.230. [4] Facundo Alvaredo, Lucas Chancel, Thomas Piketty,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Wid.World, retrieved from the World Inequality Lab website: https://wir2018.wid.world/ files/download/wir2018-full-report-english.pdf. [5] David Autor, “Work of the Past, Work of the Future,” Richard T. Ely Lectu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9. [6] David Autor, David Dorn, Lawrence F. Katz, Christina Patterson, and John Van Reene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NBER Working Paper 23396, issued in May 2017, DOI: 10.3386/ w2339. [7]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8] World Bank Data, accessed April 19, 2019,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trd. gnfs.zs. [9]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赢者通吃”？ 其结果是经济上的赢家通吃（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其中少数公司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市场。正如我们在有关增长的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在许多领域，销售变得更加集中，并且我们看到了“超级巨星公司”的主导地位。在更加集中的领域，用于支付工资的收入份额下降得更多。这是因为那些垄断或接近垄断的公司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并且更愿意将其分配给股东。所以，集中度的提高有助于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工资不能与GDP保持同步增长。[1] 此外，超级巨星公司的兴起解释了整体工资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原因：一些公司的利润比其他公司高得多，因此它们支付的工资也更高。而与以往相比，收入能力的区别也更大，因为即使在超级巨星公司的集团之外，我们也更容易辨认出谁是赢家，谁是输家。[2]实际上在美国，不同公司之间平均工资差距的增加，可以用来解释不平等加剧中2/3的情况（同一家公司内，员工之间不平等的增加可以解释其余的情况）。企业之间不平等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员工改变了自己服务的对象：低薪企业中薪资最高的人，前往能够支付更多薪水的企业。如果我们假设较高的收入反映了较高的生产率（平均而言这或许是真的），那么生产率更高的人正越来越多地联手其他高生产率的人。[3] 这与超级巨星公司既吸引资本又吸引优秀员工的理论是一致的。[4]如果更多的高生产率员工从与其他高生产率员工的联手中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么市场就会驱使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组建高生产率的公司，从而让他们的薪资水平比其他公司高出更多。一旦公司拥有这么一大批人才，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作用就非常明显了，如果他将员工引向错误的道路，他将浪费大量的生产能力。因此，这类公司为了能够争取到最好的首席执行官，会向他/她支付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薪水。[5]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只是超级巨星公司崛起的另一种表现，这些公司渴望获得最好的高层管理人员，并愿意为此付出高额的薪水。 经济的黏性也加剧了企业之间的不平等。随着某些行业的生产集中在超级巨星公司，该行业遍布全国各地的其他公司只能关门（想想本地的百货商店与亚马逊），更不用说那些由于新技术或贸易的影响而关闭的公司。由于员工不搬家，受影响地区的工资增长和租金将趋于平稳，或者出现倒退。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公司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如果它们的客户在其他地方则更是如此。由此产生的良好业绩可能让这些公司接受更多的投资，但可能尚不足以阻止该地区的整体下滑。换句话说，好公司与坏公司之间的区别，可能部分纯粹是因为偶然。如果一家公司身处经济下行的地区，只要能够幸存，并继续和国内或世界做生意，那么它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做得很好，直到这些地方的人才全面流失为止——随着年轻的、富有志向的人离开本地，并造成伤害。 换句话说，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加上经济的黏性，以及肯定要包括在内的，其他重要但更多是地方性的变化，创造出一个由好公司与坏公司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反过来加剧了不平等。在这种观点来看，这些事情可能是不幸的，但或许无法阻止。 [1] David Autor, David Dorn, Lawrence F. Katz, Christina Patterson, and John Van Reene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NBER Working Paper 23396 10.3386/w2339, 2017. [2] Jason Furman and Peter Orszag, “Slower Productivity and Higher Inequality: Are They Relate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18-4, 2018. [3] Jae Song, David J Price, Fatih Guvenen, Nicholas Bloom, Till von Wachter, “Firming Up Ine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no. 1 (2019): 1-50, https://doi.org/10.1093/qje/qjy025. [4] Sherwin Rosen, “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no.5 (1981): 845-58. [5] Xavier Gabaix and Augustin Landier, “Why Has CEO Pay Increased So Muc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no. 1 (2008): 49-100. 在丹麦，有些事情尚未发生 但是，赢家通吃不能作为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全部解释。 就像带来技能歧视的技术进步一样，如果这种解释适用于美国，也应该一样适用于丹麦。但事实并非如此。与美国一样，丹麦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该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占超过20%的收入比例，这和美国相同。但是当这个比例开始下跌后，就始终保持在低位，现如今徘徊在5%左右。[1]丹麦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它拥有许多大型和知名的公司，包括航运巨头马士基、精美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Bang & Olufsen和乐堡啤酒厂。但该国的最高收入从未飞涨。西欧的许多国家和日本等也是如此。[2]这些国家和美国有什么不同呢？ 部分答案是金融。美国和英国主导着金融的“高端”，包括投资银行、垃圾债券、对冲基金、抵押贷款担保的证券、私募股权、量化交易等——这是近年来许多天文数字收益的源头。哈佛商学院的两位金融教授估计，使用金融市场中介的投资者每年将其总投资的1.3%支付给其基金经理，相当于投资者在为自己退休生活做储蓄的30年时间里，将最初投资资产的1/3交给该经理。[3]这已经不少了，但与管理代表高端金融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人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在上述情况下，你必须向经理人支付投资额的3%到5%，而且是每年。因为总体投资额一直在稳定增长，也就难怪有些经理人变得非常富有了。 现在，金融部门的雇员比其他能力相当的雇员的工资高50%~60%。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或70年代，情况并非如此。[4]最高收入占比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一类收入的增长。1998年至2007年期间的英国是最受金融影响的大型经济体，其金融行业的雇员，虽然人数仅占收入前1%人群的1/5，却占据该人群收入增长的60%。[5]在美国，从1979年到2005年，金融专业人士在最高收入人群中的占比几乎翻了一番。[6]在法国，金融仍然主要是银行业和保险业，因此绝对而言，不平等的加剧情况要弱很多。从1996年到2007年，1%的人口中最富有的1/10的国民收入所占比例从1.2%上升至2%（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下降，但到2014年已部分恢复[7]），据估计，其中大约一半的增长是由于金融收益的增加。[8] 与第五章中讨论的穷国的政府工作所带来的租金相似，这些租金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运作。2008年的全球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玩家们的不负责任和无能共同造成的。随后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哈佛大学毕业生中有28%的人选择了金融工作，[11]而1969年和1973年这个比例仅为6%。[12]我们担心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如果某些工作支付了与其用途无关的溢价，例如基金经理因无所作为而赚了大笔费用，或者聘用许多才华横溢的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和科学家编写以毫秒计的股票交易软件，那么有用的人才就失去了在能够为社会做更多有益事情的公司里工作的机会。更快的交易或许是有益的，因为它允许交易者对新信息做出更快的反应，但是考虑到之前的反应时间已经是几秒钟或更短，认为这么做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善经济中的资源分配，似乎是不切实际的。雇用最聪明的人可能是金融公司营销自己的有效方式，但如果该公司没有做任何有用的事情，那么对于世界来说，这些人才就等于流失了。而在一个更理智的世界中，他们本可以写下一部伟大的交响曲，或治愈胰腺癌。 此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水和奖金由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确定，这些委员会会参考同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水。这一点会传染：如果一家公司（如金融公司）开始向其首席执行官支付更多薪水，其他没有这个想法的金融公司也会觉得它们必须这样做，以保证能够聘用最佳人选。否则它们的首席执行官在跟这些首席执行官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被低估了。而帮助首席执行官整理“对标”公司的顾问，非常善于选择薪水特别高的样本。高企的金融行业薪资也往往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使用薪资比较作为增加薪酬的谈判手法早就不限于大公司，甚至不限于营利部门。 不仅是在金融行业，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都非常努力地让他们认为可以控制的人（或只对董事收入感兴趣的人）进入董事会，这么做对世界没什么好处。这样做的结果是，首席执行官们常常因纯粹的好运气而获得回报。当公司的股票上涨时，哪怕是出于纯粹的偶然（例如，全球原油价格上涨，汇率对公司有利），他们的薪水也会增加。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上述规律），即在有一个大股东担任董事会成员（并且保持警惕，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钱）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只有更多地通过真正的生产管理，而不是幸运，才能获得报酬。[13] 如果所有人都认为，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只跟股东利益相关，那么股票期权可能导致首席执行官的薪水飞涨。此外，将管理人员的薪酬与股票市场挂钩，意味着管理者的薪酬不再与企业内部的薪资表挂钩。如果大家都在一张表上，首席执行官们想要增加自己的薪水，就必须增加底层员工的薪水。而有了股票期权，他们就失去了提高最低工资的理由，并且实际上拥有了压缩成本的充分理由。家长制曾经是大公司要求员工忠诚，但同时照顾员工的特征。现在，这种待遇只限于软件公司的精英员工，并通过免费食品和干洗衣物之类的形式表达，以换取更长的工作时间。 丹麦问题的一种回答可能是，金融在英国和美国比在欧洲大陆上更具统治力，对于这些国家的精英毕业生来说，或许也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14]与此相关的是，股票期权（更普遍地说，是与股票市场相关的补偿）更可能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中使用，因为那里有更多熟悉股票市场的人和更多进行股票交易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 [1] Facundo Alvaredo, Lucas Chancel, Thomas Piketty, 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Wid.World, 2017, retrieved from the World Inequality Lab website: https://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full-report-english.pdf. [2]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World, https://www.wid.world. [3] Robin Greenwood and David Scharfstein, “The Growth of Fin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 2 (2013): 3-28. [4] Thomas Philippon and Ariell Reshef,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e Industry: 1909-2006,”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 no. 4 (2012): 1551-1609. [5] Brian Bell and John Van Reenen, “Bankers’ Pay and Extreme Wage Inequality in the UK,” CEP Special Report, 2010. [6] Jon Bakija, Adam Cole, and Bradley T. Heim, “Jobs and Income Growth of Top Earners and the Causes of Changing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S. Tax Return Data,”working paper, Williams College, 2012, accessed June 19, 2019, https://web.williams.edu/Economics/wp/BakijaColeHeimJobsIncomeGrowthTopEarners.pdf. [7] Bertrand Garbinti, Jonathan Goupille-Lebret, and Thomas Piketty, “Income Inequality in France, 1900-2014: Evidence from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DINA),” WID.world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17/4, 2017. [8] Olivier Godechot, “Is Financ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in Wage Inequality in France?,” Socio-Economic Review 10, no. 3 (2012): 447-70. [9] Eugene F. Fama and Kenneth R. French, “Luck Versus Skill in the Cross-Section of Mutual-Fund Returns,” Journal of Finance 65, no. 5 (2010): 1915-47. [10] Thomas Philippon and Ariell Reshef,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e Industry: 1909-2006,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 no. 4 (2012): 1551-1609.
用户评论
确实, 科技发展离不开自动化和智能化，这会导致一些工作岗位消失，让人担忧！我觉得政府应该加大对就业培训的支持力度，帮助人们掌握新技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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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话题太深刻了！我们要积极拥抱科技进步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帮助那些被技术淘汰的群体，让他们能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和价值。这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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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很多工作岗位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啊，只能尽力学习新技能，保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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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觉得科技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要积极适应变化，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才能在未来找到机遇。同时政府也应该制定一些政策来缓解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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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冲击，很多传统行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我们不能墨守成规，要大胆创新，开拓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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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行业最近被自动化技术替代了很多工作，感觉未来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啊！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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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一直觉得科技发展会带给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单纯的带来失业问题。我们要学会利用科技，提升自己的技能和效率，才能获得更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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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的人不是如何避免失业，而是如何与人工智能更好地协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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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政策来支持自动化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加大对失业人员的帮助力度，比如说提供就业培训、创业贷款等。这样才能让社会更加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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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变化而阻止科技进步，更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战胜挑战，找到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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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科技发展是双刃剑，它既带来机遇又带来了挑战，我们要积极应对这些挑战，不断学习和适应变化才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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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政府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应该着重提升全民教育水平，鼓励创业创新精神，发展新兴产业，为失业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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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进步不可阻挡，我们只能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去适应未来的变化。这样才能不被时代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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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问题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话题，我们需要制定一些合适的政策来引导科技发展方向，避免社会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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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岗位的变化已经成为常态，要保持适应能力，灵活切换职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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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消失的工作岗位，不应悲观消极，更应该积极寻找新的机会和发展方向，不断提升自身价值。科技进步虽然带来挑战，但也能创造更多机遇，我们要脚踏实地努力，把握时代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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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人类未来的发展需要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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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现在很多新兴行业都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比如科技、互联网等等，有很大的潜力和发展机遇，失业的人可以选择学习新的技能去适应这些新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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